张国焘与西路军的惨败
1936年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主力在将台堡会师。由此，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大会师后，红一、二、四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合影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造成了雄峙西北的态势。蒋介石急忙部署西北“剿共”计划，准备第一步进行“通渭会战”，第二步组织最后的“围剿”，其设想是：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一百架新式飞机，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
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在我手中。”
同时，中央还决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中革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
根据中央的战役部署，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以三十军开至靖远的大芦子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以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抗击敌人，以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果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一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
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及一、二方面军，报告了四方面军的上述部署。
10月1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三十军来电谓20日晚可开始偷渡。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20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
10月21日，敌人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由于地形开阔，利于敌人飞机、大炮火力的发挥，四方面军打得非常艰苦，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22日，敌人占领华家岭等地；23日，敌人又占会宁县城以及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接着，敌人全力向靖远、海原方向前进，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以东歼灭之。
战局的发展使渡河问题刻不容缓。这时，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已造船十六只，还在当地搜集了部分船只。
残害西路军的军阀马步芳（左）和马步青
10月22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于23日晚抢渡黄河；四、五、三十一军以运动防御迟滞敌人，以争取时间为目的。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10月24日半夜时分，三十军从靖远以南十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成功，从而揭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
10月25日晚，三十军全部渡过黄河，并摧毁了马家军的防线，控制了纵横上百里的沿河地带。徐向前、陈昌浩即电告朱、张，决定九军续三十军之后渡河。
10月26日，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需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
根据中革军委电报精神，朱德、张国焘于10月27日指示徐、陈：“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对于中革军委的这个决定，徐向前、陈昌浩有不同意见，于当天致电朱、张、彭、毛、周，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
但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意见未被中革军委接受。直到10月29日12时，中革军委根据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意见，为迅速夺取宁夏起见，才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
三十一军接到渡河命令后，在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带领下，迅速向河边急进。但彭德怀建议该军留河东作战，待胜利后直接由中卫渡河。中革军委于是改变命令，于10月30日指示三十一军折向麻城堡前进；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
孰料，当天南线之敌关麟征师即向靖远突进，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船只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至此，黄河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河东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河西红军为五军、九军、三十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共两万一千八百人，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
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鉴于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大部队不便久停，加上与马家军连日激战，部队已有伤亡，于是数次致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
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要求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11月6日，河西部队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根据这一电令，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西路军在此后征战的过程中，张国焘除了与其他人共同署名向西路军发出电报外，以他个人署名发给西路军的电报有两封。
第一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37年1月8日。
当时，西路军遇到了强敌马步芳、马步青骑兵的“兜剿”，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鉴于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1月6日致电军委主席团，建议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也就是说，让四军和三十一军西渡黄河，支援西路军。1月8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再次请求，将四军、三十一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敌人，“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
甲、你们在甘北这一时期英勇卓绝的奋斗，和用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来源，求得进步，都是值得敬佩的。
乙、蒋回南京后，亲日派主张再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
丙、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得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丁、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可（不）能经常供给情况，因为二×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戊、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负担的。提高士气，坚强信心，争取群众，提高战术，来克服任何困难。
第二封电报发自1937年3月4日。
进入2月下旬，西路军的情况已经岌岌可危。2月24日，当倪家营子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提出“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速抽出这样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解西路军之危并消灭敌人，“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
经过五天五夜的战斗，2月27日，西路军在遭到重大伤亡后，撤出倪家营子。第二天，2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电告倪家营子战况，建议“在已指定部队（此处指增援西路军的部队）中研究此方敌情、地形、战术，多带子弹、炸弹、炮弹、大刀、刺刀等各器具，特别要养成耐战与顽强性，多带电料炸药与硫磺来。”
至3月4日，当西路军仍得不到援军的消息时，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联名致电中革军委，提出“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在这种情形下，“援军早到一天，则我无上英勇红色之战士少受一天之损失。万一援军来迟，前途危险堪虑”。但他们仍表示：“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前天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望速复。”
收到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后，延安即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回电表示，“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团结干部，激励士气，派×增援军，战胜当前敌人。”同时批评说，西路军陷入危险境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中央在电报中还从历史上找出西路军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注：原文如此）。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因此中央极诚恳地希望你们深刻检查此次西路军受到重大的损失的经验与教训，彻底揭发对过去与现在的错误，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过去的一切指示与方法，西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彻底的转变，及（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西路军最后的胜利。”
同日，张国焘单独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发去电报，内容如下：
甲、希望你们能够依照中央三月二日指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
乙、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丙、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之估计。丁、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戊、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要从自己手里失去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呀！
从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这两封电报内容来看，他仅要求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完全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指挥，勉励他们克服困难，并没有其他要求和指示。这说明，西路军的征战是完全在中央指挥下进行的。
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西路军与马家军血战高台、倪家营等地，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将士们虽然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毙、伤、俘敌约两万五千余人，但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遭到惨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甘肃石窝山南麓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4月底，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四百余人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1937年，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合影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中，除上述四百余人外，牺牲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两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西路军惨烈而悲壮的征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史上是不多见的。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陈昌浩、徐向前都有过详细的总结。按说，西路军历史本来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自1937年至今，围绕西路军的种种争议却一直没有停息。
1983年2月25日，西路军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先念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上报中央。在说明中，李先念首先指出，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反映西路军的历史。他指出：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
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
同年，陈云在谈到西路军问题时说，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两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的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材料来源《张国焘传》——从先驱到叛徒！一代枭雄张国焘“红”与“黑”的人生！作者：姚金果 苏若群）
